舆情监测日报范文(汇总4篇)

舆情监测日报范文 第1篇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网络舆情监测工作是指网络信息工作的部门或人员在特定时期或者在特定的事件中对公众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言论和意见进行监视、收集、分析、整理及预测的行为，这些言论被称为网络舆情。

当前的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平台主要是基于信息采集、整合技术和智能处理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的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实现对用户的网络舆情监测，并由相关部门形成舆情工作报告、舆情信息简报等，为舆论引导提供可靠的分析依据。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舆论呈现的新特点，促使网络舆情监测工作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这为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

网络舆论信息格局发生变化，舆情分析质量亟待提高。据人民网权威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在2016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不断向社会各层面渗透，网络舆论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网民结构与社会人口结构趋同，网民产生代际更新导致网络流行议题和文化热点发生转换，微博、微信平台化，专业自媒体步入兴盛等。在这样的变局下，网络舆情监测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然而，有些部门的舆情信息收集工作仍然停留在报刊、门户网站、BBS、微博等开源信息的收集阶段，并未将新闻客户端、微信、直播等平台打通，难以保证舆情信息分析的全面性以及舆情热度指标的准确性。《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还对近五年来参与当年最具网络关注度的20个舆情热点事件讨论的320万微博用户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关注新闻事件和聚焦热点话题的网民发生了代际交替，在性别方面，女性的比例明显上升；在地域上，三、四线城市用户增长迅猛。受众层面发生的这些变化，也将在舆情监测工作中体现出来。然而在目前的舆情监测工作中，相关信息部门的舆情信息报送在内容上只是就事论事、停留在现象层面，对受众的成分、热点事件的社会背景以及事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在形式上，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报送还停留在工作动态报告或者事件日志等形式的报送上。这样就造成了网络舆情信息的价值作用降低、服务能力减弱的问题。

热点事件话语体系不可控，舆情预警能力亟待增强。纵观近年来发生的热点公共突发事件，可以发现，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社交平台上，公众的话语体系呈现出了一些全新特征，如舆论主体的匿名性、参与渠道的多元化、生成议题的自发性、交流观点的无界性、汇集意见的实时性、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等。这些特征与舆论话语体系在传统媒体的呈现完全不同，网络舆论热点事件话语体系的不可控性大大增强。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自媒体呈现出来的话语体系最为庞杂。许多舆情信息不仅包含结构化数据，还涉及大量非结构化数据，若对其准确性、真实性逐一核查，既耗费人力又耗费时间。就内容而言，较多负面、虚假舆情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单纯以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搜索容易产生误判、遗漏。话语体系的不可控性增加了舆情监测工作的难度，这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敏感性以及较强的网络操作技能。但是目前大多数舆情监测工作部门的信息工作人员缺乏专业化的训练，舆情信息工作水平参差不齐。就舆情监测平台系统来说，对于舆情信息的跟踪分析灵敏度较低，在有些热点事件的处理上没有按照公共突发事件的分类标准进行准确的分级，从而导致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判断力体现不出其应有的情报价值，预警能力也随之削弱。

舆情监测的技术体系落后，人机不协调问题亟待解决。网络舆论的实时性及其发展的不确定性要求网络舆情监测必须迅速、及时，但很多单位部门的舆情监测平台的方法技术体系滞后，部分单位采用了网络监控系统、有害信息过滤系统等方式进行网络舆情监测，而有些单位为了节省舆情监测设备的成本，甚至将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依托于人工网页搜索及浏览的“人工盯梢”方式上，这成为监测工作的一大阻碍，监测工作出现疏忽错判也在所难免。排除资金、人力等客观因素，现阶段的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中技术方法体系的不足主要归因于“人机不协调”。机器与人工的协同分工模式不成熟、机器的辅助力量不够，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在预测监测体系中分析情感、预测走势、检查效果等方面应用还稍显粗浅、机械，而在需要人工进行的高级维度分析、提出应对策略等层面，机器的应用又显得粗糙以及同质化。

人工智能为网络舆情监测带来的三大变革

网络舆情监测要适应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要求，就必须顺势而为，积极进行变革，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监测技术体系的变革、网络舆情监测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及网络舆情监测管理思维的变革三个方面。

网络舆情监测技术体系的变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网络舆情是为了更好地对舆情进行分析研判，通过直观、简明的方式描述网络舆情信息的产生，进一步推导信息传播主体的态度倾向性、情绪感染性以及初衷、意图等，从而预测网络舆情信息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在“小数据”环境下，网络舆情监测工作还可以依托于“人工盯梢”的方式来完成，那么在“大数据”环境下，当数据的量级达到了EB甚至ZB级别后，以人工监测来把握舆情脉络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那些隐含在网络舆情信息中的观点、态度及情绪的表达，更难以从泛滥成灾的信息碎片中被真正发掘出来。加之海量信息的不共享所带来的“信息盲区”，更使得舆情信息分析不够严谨，易偏离实际，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依托搭建智能化的网络舆情监管平台来解决。在平台上可以通过三种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研判相结合，再借助如眼动仪、脑电仪等受众检验仪器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综合化分析。三种主要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包括：一是Web挖掘技术，该技术把互联网与数据挖掘技术结合起来，对网络上结构化数据如文字言论，以及非结构化的数据如视音频、图像等信息进行采集，完成信息前期处理的第一步；二是语义识别技术，该技术是利用采集到的信息，通过对语句中的关键词进行词义推断处理以及句子语法结构的分析，从而将复杂信息简单化，这是对采集的信息数据做进一步识别推断的过程；三是TFDF信息聚类技术，该技术主要提升数据信息的分析和分类速度，使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处理更加及时，反应更加灵敏，提高采取措施的时效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有利于对信息进行挖掘、采集、分类、整理，从而找寻出最核心的关键性数据。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运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网络舆情的性质、发展趋势进行正确描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网络舆情监测研究范式的变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及其研究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舆情监测的研究范式从多角度发生了转向。

第一，舆情监测工作视角的转向：从单一化到多元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众的角色首先发生了转向，由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的参与者和传播者。这一转向给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受众是单纯的信息接收方时，网络信息的可控性强，舆情监测工作形式单一，把关相对容易。而受众角色发生变化以后，网络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大大增加，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把关难度增加，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也从单一转向多元化，还需要对信息进行疏导、研判处理。

第二，研究视角的转向：从内容研究转向“内容+关系”研究。传统的网络舆情信息研究最重视的是受众借助网络进行的话语表达，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内容层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这一单向视角将发生转变，潜藏在内容层面背后的网络受众心理、行为、动机、诉求等多方面因素都将被关注到。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网络舆情信息的研究视角将透过内容层面深入到关系层面，转向对网络受众社会心理描绘、社会关系呈现、社会话语表达等多维度的研究。

第三，研究重点的转向：由舆情监测转向舆情预测。当前的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主要通过对当下网络舆情的动态信息进行随机采样来收集、整理、分析，更多的是关注已经发生的事件在过去及当下的动向，对未来的发展预测难以兼顾。而借助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及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网络舆情的性质、发展趋势进行正确描述，再结合大数据分析处理整群数据来实现预测功能。比如，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谷歌通过关注用户搜索中的“流感”关键词来预测实际流感发生的时间，往往可以提前两三个周对流感的爆发进行预报及预防。

网络舆情监测管理思维的变革。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出现之前，相关舆情监测部门的管理者往往由一人或几人的小团队组成，在监测信息数据量级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小作坊式单打独斗、面面俱到的舆情监控管理思维可以基本满足需求。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种小作坊式的舆情监测体系面临瓦解。当前，商业化运营的软件监测团队多达几百家，这些监测软件服务商通过开发相应的舆情监测软件为政府部门、企业主体以及科研院所提供服务，进行简单的舆情信息数据采集及分类处理工作。在数据开源的情况下，这些软件服务商的竞争逐渐由粗放型、低层次化向数据处理的优化、人机互动、机器算法的精进等层面转变。

在以上变化的基础上，舆情监测的管理思维也必须转向，组建一支人员分工明确、高度聚合集约的舆情分析团队势在必行。舆情管理的思维变革依托于人工智能监控系统改变团队的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通过智能化的舆情监测系统代替低效的人工操作，其专业性要求颇高，而最佳处理模式就是专业化团队加人工智能技术。按照这样的管理思维，未来舆情监测团队的分工将更加明确，行业内部集约聚合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行业有机化程度也将逐步增强。

舆情监测日报范文 第2篇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诈骗也以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出现。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网络安全形势的认知度，提高网民对网络诈骗的鉴别力， 降低网络诈骗的案发率，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联合猎律网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采集网络公开数据，历时三个月完成《2011-2015年度网络违法犯罪大数据报告》 。《报告》以数据统计的形式对2011-2015年度的16种网络违法犯罪数量、地域分布、受害群体、损失情况及作案手段进行归类分析，对当前我国网络违法犯罪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总结。

《报告》显示，近5年来网络违法犯罪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网络违法犯罪主要集中 在广东、浙江、上海、福建、江苏等省份，犯罪主体日趋年轻化，社交软件是实施 网络违法犯罪的重灾区。就网络诈骗类型来说，虚假兼职占比高达30%，退款欺诈位 列第二，占比。网上、金融理财、以及网游交易这三类也极易诱发网络诈骗。《报告》还对电信诈骗行为进行了专门梳理分析。

《报告》指出，网络违法犯罪呈现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犯罪主体年轻化、犯罪对象广泛化、犯罪形式多样化、网络违法犯罪监管滞后等特点。为此，《报告》提出 ，要从加强侦查能力建设、强化网络监管规章制度、优化网络安全技术、加强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培养良好上网习惯等方面来完善风险防范 措施，同时还要注意证据的留存，以便及时寻求司法救济。

舆情监测日报范文 第3篇

〔关键词〕网络舆情；政府决策；情报服务；危机管理

1 开展网络舆情分析的必要性

网络舆情的含义

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网络舆情的载体包括门户网站、新闻网站、贴吧、论坛、博客、微博等。通过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传播的网络舆情主要是新闻媒体对社会管理者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政治态度，是经过媒体验证和包装过的舆论；通过贴吧、论坛、博客、微博传播的网络舆情主要是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

网络舆情的特点

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隐蔽、使用广泛等特点，在传播方式和效果方面不同于传统媒体，除具有社会舆情的一般特征外，网络舆情还具备以下几大特征：

突发性

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非常迅速，事先没有征兆。国内外发生的某个事件，经网络披露后，数小时内就可能发酵成为有重大舆论影响的事件。如“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相关消息在微博中疯狂转发，迅速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网络舆情的突发性，需要政府时刻监控，才能快速作出反应。传统观点认为，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24小时”之说，即在事发24小时内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然而，对于网络舆情，传统的“黄金24小时”法则渐显无力，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了“黄金4小时”法则，即在突发事件出现后，政府要在4小时内理清事实真相，完成各部门协调工作和信息披露文书。

广泛性

随着网络舆论对公权的审判泛化，任何领域都可能成为舆情敏感领域，如政府官员违法乱纪行为、食品安全、征地拆迁等。据统计，2010年的舆情关涉主体中，中央、地方政府机构及官员占了77%。这表明，政府及官员的行为时刻被社会公众“围观”，其行为或言论很容易引起整个网络空间共同反应。

由于政府管理的范围、领域较广，需要定期监测，才能及时发现苗头，制定应对策略，以避免在公开回应时考虑不周，在网络舆情中陷入被动境地。

难辨性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民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者，而网络信息的自由，导致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反映真实情况和民意的消息，也夹带着许多虚假信息、不良信息和非法内容，如造谣诽谤、恶意炒作等。同时，相关主体操控网络舆情向职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在许多网络舆情事件中，有组织地推进舆情传播的行为隐约可见。

舆情分析需要从海量庞杂信息中采撷精粹，帮政府相关部门读网，还原社会真实的矛盾构成。

2 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的重要性

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我国的公共舆论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2008年6月1日，同志在视察_社时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2009年_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注重分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逐渐成为了解民意的重要手段。

据《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披露，2010年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网络首发比例为67%，其中33%在事发当天曝光。随着网络事件的不断出现和网络民意的啸聚，传统的“捂”、“拖”、“删”、“压”等舆论管控模式和手段，在新的舆论格局面前失去了原有的效力。党委宣传部和地方政府应急办等部门纷纷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定期报告制度，制定舆情研判机制和磋商制度，将舆情工作和政府决策紧密结合。

基于对网络舆情的重视，政府部门纷纷开通微博，与网民积极互动，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2010年底，新浪微博上的政府微博有630个，而截至2011年7月，新浪微博上的政府微博共计5 467个，官员微博共计3 127个。

网络舆情分析应纳入决策情报服务

目前国内网络舆情监测与研究机构在2008年开始大量出现，主要有4类：第一类由软件公司和传统的市场调查公司成立，技术实力较为雄厚，抓取网络舆情数据能力较强；第二类依托主流媒体，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对时事热点和受众心理变化的敏感度较高；第三类背靠高校或学术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等，这类机构善于归纳、梳理网络舆情的变化和特点，总结一般规律；第四类则由政府部门自身成立，主要监测群众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反馈，主要设在_、宣传办等部门。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2008年起对全国200多家部级、省级、市级科技情报机构的调查显示，被调查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情报机构是为政府提供支撑服务的重要信息服务机构，为领导决策服务是其服务功能之一。针对政府部门舆情监测任务繁重、人手不足的现状，情报机构应把网络舆情分析作为决策情报服务工作的重要新方向，纳入政府内参工作系列，充分利用服务的渠道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开展网络舆情分析工作，为领导提供及时、客观、准确的舆情信息，帮助政府部门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以积极化解网络舆论危机。

3 网络舆情分析的决策服务流程

准确分析需求

网络舆情需求分析是网络舆情监测的起点。开展网络舆情服务，需要准确把握政府的舆情需求，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需求分析不准确，虽然不至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影响着网络舆情服务的质量、价值和意义。

从操作层面看，了解舆情需求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部门有明确需求，可以直接告知情报机构；二是全方位了解政府职能范围和工作重点，通过向政府部门提建议等方式进行沟通确定。由于网络舆情需求是动态变化的，需求分析工作不能一劳永逸，需要在服务工作中通过这两种途径的相互交叉不断调整。

（1）要根据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和基本职能，梳理出网络舆情监测的基本框架，如地区范围、行业领域、舆情集中点等，用以指导网络舆情的收集和筛选，包括搜索关键词的设置、监测网站的选择等。

（2）要站在领导的角度、全局的高度，认真揣摩领导的决策需求。这要了解全党全国工作的全局，了解地区和部门工作的全局，了解当前工作的重点和思路，了解政府的“痛点”和“痒处”，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准政府的脉搏。

（3）情报人员还要有较强的新闻敏感和信息意识，能及时捕捉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的各种倾向性问题，善于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在表面的“平静”之中看到隐藏的“波动”。

全面抓取数据

面对繁杂的信息源，情报人员要充分认识信息源特征，熟悉各类信息源的价值所在，建立专门的抓取渠道,并设计出科学的搜集流程，形成通畅的、可靠的舆情汇集系统。

舆情信息的抓取目前有两种实现手段：自动抓取和人工搜集。自动抓取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建立实时、自动的舆情监测系统，应用网络智能搜索引擎、文本挖掘、主题抽取和人际社会网络等信息技术进行海量信息搜索。人工搜集是多种方式相结合：一是反复设置不同的关键词，利用百度、谷歌搜索并筛选；二是建立专门的队伍浏览舆情主要来源网站，进行人工定期排查；三是聘用“网络调研助管”，密切关注舆情比较集中的论坛。

舆情信息的抓取是网络舆情分析的重要环节，如果是单纯的人工搜集，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平台只能实现有限的人工智能，最科学有效的舆情监测模式是系统和人工的紧密结合。

认真分析舆情

提供网络舆情服务，信息的抓取和搜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网络舆情进行科学筛选、深度提炼、量化统计和分析研判，为政府提供针对性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舆情，以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是网络舆情服务的核心价值所在。

从操作层面看，网络舆情热点的识别，可以根据新闻出处的权威度、评论数量、发言时间、密集程度等，识别出给定时间段内的热门话题。例如，反映某一议题的舆论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变化情况，反映某一议题的帖子的多少，反映某一议题的帖子在论坛总帖子中的比例，等等。

舆情监测日报范文 第4篇

报告首先回顾了2012年的网络民意诉求和社会热点，包括(一)网络舆论继续升温，社会压力有待释放；(二)网民解构国内外主流宏大叙事，民生主题凸显；(三)网络反腐专业化、常态化、娱乐化；(四)“最美”人物迭现，良善需要制度支撑；(五)国际议题增加，民族诉求背后蕴藏民生诉求。

其次，报告论述了2012年网络舆论生态的演变，网络民意表达进入移动互联时代，“90后”青年登上互联网和社会舞台，中产阶层的社会向心力需要修复，网络论争的非理性化，呼吁网络谣言需要刚柔并济的“生态治理”，推进网络公关成为“阳光产业”。

报告还对“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场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专章分析，指出网络“意见领袖”的构成日益多元化，并和传统媒体共同塑造主流民意。在微博客引领官民互动新形势方面，报告提示关注政府公信力面临“塔西佗陷阱”的挑战，认为政府微博从信息走向与网民互动，官员微博展示了公仆本色。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了“网络问政”从应急管理向制度建设延伸的建议。

另外，对于新老媒体互动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报告揭示了2012年微博“国家队”的异军突起，提醒《环球时报》和胡锡进现象形成了传统政治传播的新的话语新模式，值得关注。报告特别针对媒体人微博言论新闻化带来伦理新问题，也提出了若干应对建议。